清华大学城市规划博士 贺鼎

    2015年2月末的晚上，我看到了柴静自费做的雾霾调研纪录片，片子清晰的呈现了雾霾的前因后果，逻辑力量令人敬佩。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雾霾是我们在生活中频繁使用的词汇，同时也是我们的无知最集中的题目。你是否了解城市规划或者城市形态对雾霾，这个发生在城市上空的特殊气候现象的影响呢？

    我们对城市与雾霾关系的理解，几乎都停留在对城市规模的认识上。片子中提到北京城市交通（即机动车的石油消耗）对雾霾的贡献达到31.1%。因此，迄今为止，15个中国城市已经划定了城市增长边界，北京在多年前已经提出限制特大城市规模，支持中小城市就地城镇化。似乎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张，以及城市绿地的缺少是雾霾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真的是这样吗？

    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东京大都市区人口超3300万人，纽约人口1700万，香港人口700万（数据来源网站demographia），这些城市人口都接近、超过北京2114万的人口或与其处于同一量级。按照“限制大城市论者”的观点，人口规模的增加，必然导致城市规模“摊大饼”，进而带来大量的城市交通量和交通排放量，这种交通排放对城市雾霾会造成极大的贡献。（柴静称杭州机动车排放的贡献达到40%）

    根据网上数据，每平方公里的人口，香港局部（约占其面积十分之一）可以达到10万人、纽约7.68万人、东京7.68万人（可资比较的是，中国城市规划标准约为1万人每平方公里），这些世界超级大都市一向以空气质量优良而著名，虽然人口规模巨大，但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超高的城市密度。较高的城市中人口和建筑的密度，适宜的土地混合使用和密集开发的策略，人们居住在更靠近工作地点和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服务设施的地方。换句话说，除了通过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公共交通来减少尾气排放之外，更好的方式，是建设更加紧凑高效的城市，从源头上减少和消灭交通，从而远离汽车尾气。

    1973年两位美国教授写作《紧凑型城市—适于居住的城市环境计划》，随后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证实了其理论的科学性。紧凑型城市的优点在于对乡村的保护、出行较少依靠小汽车、减少能源的消耗、支持公共交通和步行、自行车出行、对公共服务设施有更好的可及性、对市政设施和基础设施供给的有效利用、城市中心的重生和复兴。然而时至今日，这一概念仍未得到官方的普遍认识。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对这种城市规划和审批中的现象进行批评。地方官员的“密度恐惧病”已经让我们的城市受到难以康复的健康损害。

    笔者曾经亲眼见证了北京郊区某市的规划投标。一个团队为此提供了一个高密度的方案。他们的思路是，在承认首都巨大的人口磁力和经济效率前提下，通过紧凑的城市布局、较高的开发强度和高效率的交通组织来实现北京卫星城的发展。这一投标方案在提出时，便不被领导看好，他们认为，高密度高强度的城市形态是城市拥堵和污染的元凶。投标结果同样令人大跌眼镜，一个几乎全部由两到三层坡屋顶建筑组成的规划方案中标了。这样低密度的城市形态将造成土地的大量浪费以及极高的人均交通排放。

    除了“密度恐惧病”、“大城市妖魔化”之外，我们应当打破的穹顶还包括对人口密度标准的盲目崇拜、对日照间距标准的盲目信仰。他们造成了空旷的城市荒野和巨大的交通排放。

    与其动辄以限制户口指标和限制大城市为口号，我们是否应当更清醒的认识城市发展策略——而不是简单粗暴的人口规模——对城市交通和大气污染的影响？也许10年后，当大城市规模再次不可避免的超过政府的预想，我们才能恍然大悟，“密度恐惧病”属于一种阶段性的青少年心理疾病；而更加精明的紧凑城市策略，将为我们驱散大城市上空的迷雾。